从权利到利益:一个环境法基本概念的法律框架

admin 发表于 2012-03-20 19:45 | 阅读

作者:杜健勋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摘要: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应当走出“全称命题”与“重自然轻人类”的关怀偏好,通过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来解决环境问题。环境利益是环境时代的利益形态,是人类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基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通过环境权理论假说来揭示环境利益的构成与实质,环境利益是一种区分的利益形态,不是泛道德化的利益请求与公共利益的大词哲学。环境利益的法律结构包括环境利益表达、环境利益确认、环境利益保护与限制和环境利益增进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利益;环境区分利益;法律结构
       
环境利益是利益法学在新时代的重要概念,是利益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与环境利益的概念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环境权的概念,环境权是环境时代环境压迫与传统法学联结思考的结果。虽然世界上有60个以上的国家将环境权入宪,有些国家甚至实施了环境权的司法实践,然而环境权终究命运多舛。环境权的背后,其实是环境利益的力争上游,通过对环境利益的规范性法学解释,型构环境利益的法律行为过程,探求环境法的根据和理论构造,进而完善我国环境法的权利体系,走出环境权的迷雾,是本文的目的在。
    
一、权利的边界:环境权理论假说
    
对环境利益的研究必须从环境权的发端说开去。1969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萨克斯教授以“公共信托理论”为依据,第一次认为公民享有环境权。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召开“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在《东京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环境权。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 这 一 代 和 世 世 代 代 的 环 境 的 庄 严 责任。”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上,与会各国承认环境与 存在广泛联系。这些国际会议的理念导引了学术研究的热潮,甚至有学者倡导“环境权已被视为 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第四个里程碑”[1];“是第四代 ,既要防御国家的侵犯,又要国家的积极给付”[2]。但是学术研究重于规范,国外关于环境权的研究在历经20世纪60~70年代的升温之后,渐趋平稳。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各国进行了大量新的环境立法和旧有(环境)法制的现代化,设立环境保护专责机构,并投入大量环保资金。主张环境权进入宪法位阶保护,是呼应了当时的时空背景,在宪法基本 理论与实践方面产生重大变革。
       
在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基本权利作为环境权论述的起点。基本权利指的是作为“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以“人性尊严”为思想基础。基本权利是现代宪法之核心,它揭示国家统治者的权力是来自人民的托付,国家的权力作用是在保障人民宪法上的权利,而不是统治权的客体。在宪法国家中,基本权利性质被视为“国家负有保护其国民之法益及宪法所承认之制度的义务,特别是指国家负有保护国民之生命和健康、自由及财产等之义务。”[3]
       
就大陆地区而言,自从蔡守秋教授1982年发表《环境权初探》以来,环境权研究可谓欣欣向荣,在这个权利的时代,假以权利似乎是正当性的范式圭臬,环境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环境法的基石范畴。蔡守秋、吕忠梅、李艳芳、朱谦、陈泉生、徐祥民、周训芳、吴卫星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环境权进行了若干重要的表述或作出结论。通过中国知网 (CNKI)学术检索,以“环境权”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得到超过3700条的结果,以“环境权”为关键词 进 行 全 文 检 索,得 到 超 过15000条 的结果。
       
肇始于“公害”问题的环境权理论提出已半个世纪之久,然而时至今日,对环境权的权利构造仍然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一方面,在于环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权利主体需求与权利客体的满足之间存在相当的张力关系;另一方面,在于这个权利家庭的新成员自身诸多的特点,环境权在权利谱系中异于其它权利的构造,因而很难被接受。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过短暂而热烈的环境权讨论之后,学界似乎失去了对环境权的兴趣,“法学者的立论重点,从高度抽 象 的 理 念,转 移 到 具 体 问 题 的 分 析 与 解决。”[4]环境保护和与环境有关的权益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与完善。相反,对环境权展现出激烈的讨论甚至将其入宪的国家与环境相关的权益都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研究的旨趣与立法的“先进”并不能阻挡环境的日益恶化与人们权益的有效保障,道德与伦理情怀的关心却不能付诸于司法实践,环境权误入歧途了吗?这个权利谱系的另类命运终究如何?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法是自由、权利与权力这三元或三维要素的统一体。权利由两个要素构成,即权威与利益。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权利的核心是特定的利益,“权利乃是经过社会权衡、协调、界定而得到公认和一定保障应受分配之利益”[5]。利益法学也正是据此来阐释其根据的。“当权利被解释为利益时,证明某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比社会的利益更重要的责任转移给了那个人。”[6]拨开环境权的迷雾,我们看到的是环境利益的原形,与其诉诸环境权的无共识与不完备,不如直接以环境利益为焦点,进行研究取向的转型与法律制度的构造。
       
二、利益的范围:环境利益的构成与实质
     
(一)环境利益:学界各说回顾
       
与“环境”相关的学科论者都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环境利益”一词。经济学界很早就有论者指出:“环境利益,是指天然自然资源是人类的财富,人类在‘攫取’这一财富的过程中才产生环境问题,人类多元的利益主体如何来分享这天赐的、共同的‘环境利益’呢?”[7]
       
进而有论者指出:“环境利益作为一种典型的公有产品”,“环境利益公平分享是改革成果分享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环境税手段,政府对于凭借环境财政收入的专项分配,可以保障环境利益的公平分享,最终构建和谐的环境利益分享社会关系。”[8]经济学界的“环境利益”似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利益类型,就像“经济利益”一样,无需赘言,人人自明。
        
在环境法学界,汪劲教授认为:“环境利益只是必须依附于一定的人之上的不能独立存在的利益,环境是人类共有的财产,它不存在为个人所享有的物质基础。”[9]这是一种泛化的基于环境,人所享有的一定利益。蔡守秋教授认为:“由于人的环境是人的需要,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因素和条件,所以环境就是人的利益即环境利益。”并且,“对人来说,环境资源首先是一种利益即环境资源利益(简称环境利益)。”[10]认为环境资源本身就是利益,是满足人的需要的要素。李启家教授认为:“环境利益是指在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同时保护和优化生态系统,保持生态生产力可持续运行能力,以满足全人类整体和长远需要的效益。”并且认为,“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基本问题”,“环境利益分享与利益补偿是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11]并着重强调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区别。也有论者认为:“环境资源的生态功能就是环境公共利益”,而“环境公共利益既不是公民的‘单方面愿景’,也不是政府的‘单方面愿景’,而是公民和政府的‘共同愿景’。”[12]“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环境保护双轨制,要求一方面有完善的环境行政管理制 度,另 一 方 面 有 完 善 的 环 境 公 众 参 与 制度”[13]。坚持环境公益论者认为:“人的环境利益主要可分为经济利益、资源利益、生态利益、精神利益。……除经济利益具有极强的个人性,为民商法、经济法所调整之外,其他三类环境利益都是只能为公众所集体享有,只能由环境法予以整体保护的。我们所说的公众环境利益就是指这后三类。现代环境法律体系正是在为这三种不同的环境利益提供保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过公众环境利益的维护能够有效实现环境利益平衡。”[14]
       
有论者从人格权法来证成环境利益,“环境利益应当纳入人格权法的保护范围”,并建立了“环境人格”的概念,“环境人格是以人的环境利益为内容的人格,包括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环境人格是人的自然地位的象征,包含了环境利益的内容。即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应当享有适宜的生存环境,体现出其作为主体的尊严;另一方面,环境人格表征人的社会主体地位,是对普通人格概念的继承。即在社会关系中,享有自身的生存环境不被他人破坏的权利。”[15]也有论者借鉴法益概念,以“环境法益”冠之,“环境法法益就是环境法所保护的利益。环境利益是人类需要与环境资源交互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环境利益是环境资源给人类带来的好处”[16]。“环境权就是环境法益”,“公民的环境法益就是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所承认的与环境要素相关的利益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状态”[17]。也有论者直接称为环境生态法益,“环境生态法益是在认同环境法益作为环境犯罪客体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将环境法益的内容限定于环境生态利益。”并进而认为,“环境生态利益是指生态环境作为生态体系维持其基本结构功能的稳定和发展对人类持续发展和永续繁衍的价值”[18]。
       
不论环境公共利益,抑或环境人格利益,抑或环境法益,都从一个或多个侧面阐释了环境利益的法律解释维度,但对于环境法的目的来说,仍显得力度不够。更重要的是,对于环境利益的具体指陈也不够清楚。鉴于这种情形,有论者开始抛弃传统的思维惯性,从区域环境利益等角度证成环境利益。认为:“过分强调环境法的公益性,不仅影响到环境法律基本制度的良性演进,而且还给环境法学的基本理论造成不良后果,……应当从关注后代人的同等权利转向当代人对环境利益的要求,从强调环 境 公 共 利 益 转 向 研 究 区 别 的 环 境 利益。”[19]并且认为:“区域环境利益平衡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不同行政区域、地方与中央、城市和农村三对关系的失衡。”“区域环境利益平衡 是 《环 境 保 护 法 》修 改 面 临 的 迫 切 问题”[20]。
       
环境利益的概念纷呈,论述各异。一方面显示了环境利益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热度,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环境利益基础理论的薄弱与成长的艰辛。概括来讲,学界大都将“环境利益”当成一种必然的、不证自明的概念来使用,并未深究“环境利益”的确切意蕴,造成使用的混乱,且被诟病甚多。应当说,环境利益是一种概括性的利益种群,同时具有区分利益的性质,最终得通过法律进行利益诉求与利益增进。因此,不妨通过 “环境”的概念来界定“环境利益”的概念,凸显环境利益的特殊性与环境利益法律保护的必然。
       
(二)通过“环境”解构“环境利益”的构成
       
环境是 相 对 于 某 一 特 定 的 中 心 而 言 的。围绕特定中心的外部空间、条件和状况,构成特定的环境。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来说,环境有特定的含义:就环境法而言,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规定:“总统应自1970年7月1日起,每年度向国会提交环境质量报告,载明下列事项:1.国家各种主要之自然、人为或改造环境之状态与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空气、水(包括海域、海湾及淡水)及陆地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森林、干地、湿地、山脉、城市、郊区及乡村环境)。……”《日本环境基本法》规定:“在本法律称‘公害’一词,系指环境保全上之障碍中,因事业活动及人之活动而引41起相当范围之空气污染,水质污浊(包括水质以外之水状态及水底底质之恶化。第十六条第一项除外,以下同)土壤污染,噪音,振动,地层下陷(因开采矿物,挖掘土地引起者除外,以下同),及因恶臭产生攸关人体健康、生活环境(包括与人类之生活有密切关系之财产及与人之生活有密切关系之动植物及其生育环境,以下同)之灾害。”美国和日本的环境基本法都间接规定了环境的意含。
       
我国台湾地区《环境基本法》规定:“本法所称环境,系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之各种天然资源及经过人为影响之自然因素总称,包括阳光、空气、水、土壤、陆地、矿产、森林、野生生物、景观及游憩、社会经济、文化、人文史迹、自然遗迹及自然生态系统等。”我国大陆地区的《环境保护法》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由此可知,环境法上所指环境的概念意涵是明确的,范围是确定的,它包含一个前提与两个构成。一个前提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环境法上所指的环境是以人为中心的,两个构成是天然的和人工改造的,也就是说环境法上的环境包括了天然的环境要素与人工改造的环境要素,它们是环境的完整构成。
       
利益是“人们满足一定的客观产生的需要的集中的持久较长的目的;或者这种满足是不充分的,以致对其满足的要求不断使人谋虑;或者这种满足(由于所引起的情绪和感情)引起人的特别注意和不断重复的,有时是更加增强的要求。”[21]庞德指出:“利益是各个人所提出来的,它们是这样一些要求、愿望或需要,即:如果要维护并促进文明,法律一定要为这些要求、愿望或需要作出某种规定,但是它们并不由于这一原因全都是个人的利益。”[22]概言之,利益是主体产生需要,而客体能为主体的这种需要提供某种支撑,利益就是“需要的满足”,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主体行为的内在动力。早期人类的生存延续,完全仰赖大自然的供给,直至近代,科技革命推进生产力的进步,人类才稍许从自然中获得解脱,但欲壑难填的人们走得太远了,走到今天的人类,想完全摆脱自然,实现“单飞”,这种愿望看来是不现实的,人类依然需要自然的供养来生存,人类依然需要在自然的环境中来成长,人类这个主体对环境这个客体是有利益需要的,并且环境这个客体能为人类这个主体的需要提供满足。因此,环境利益是人类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法上的环境有两个构成,环境利益也因之有两个组成部分,针对天然的环境构成要素,环境利益表现为自然禀赋的环境利益,针对人工改造的环境构成因素,环境利益表现为创造的环境利益。自然禀赋的环境利益包括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与自然资源禀赋。创造的环境利益则是因人为的创造环境要素而带来的利益,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利益创造,污染防治的环境利益创造等。  
       
(三)环境利益的实质:环境区分利益
       
环境利益体现的是利益内涵中的人与环境关系的部分,更确切地说是体现自然环境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任何时间点上,环境都是社会、实体及自然/生物程序相互作用的产物。”[23]因此,我们了解自然的惟一方式,也许就是将自然视为社会概念的作法,即“社会自然”(social nature),通过我们对自然的观感,最后使自然内化至我们的观感之中,通过这种互动,自然不断“再制”或“重整”[24]。“环境是社会建构的”,“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自身,他们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时才构成‘问题’。”[25]因此,环境利益是社会利益的一种表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利益类型。
       
自私有 制 以 降,由 于 社 会 分 层 与 阶 级 分化,社会长久以来就有剥削人力的现象,也有自然资源受工业社会剥削的问题,社会的所谓进步就是建立在对人力与自然资源剥削并造成环境恶化的基础上的。“公害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加害者是资产阶级,受害者主要是农民和工人阶级”[26]。社会优势群体能够利用其强大的社会资源进行资源控制并塑造意识形态,强力贯彻甚至操纵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行动方案,并将“外部性”转嫁给社会承担,特别是社会决策过程之外的弱势群体承担。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他们不掌握社会资源,主流话语平台代表不足,其利益获取往往依附于优势群体的分配规则。环境优势群体和环境弱势群体就区分形成了。
       
进入到后工业文明时代,基于环境资源因素的社会不正义日益强化,环境利益的差别占有导致环境不正义愈显深刻。环境资源的身份依附在中国尤甚,通过考察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能矿资源占全国储量的60%以上,但是其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27];占有社会资源的富有集团或优势群体享有一切经济便利与精神满足,而贫穷阶层或弱势群体则住在污染严重的区域。换言之,“环境使用的经济利益归工商业者享有,而由此产生的危害却由贫困阶层承受”[27]。城市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集中展示,并代表了先进的发展方向,而农村在向城市输送供养、富足城市的同时,承受了贫穷,并且还接收着来自城市的污染转移。看似污染的无国界无地界,实在不然:一方面,这些污染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经济地位及环境资源分配的不公造成:另一方面,社会经济高位者会远离环境灾难区,并能利用社会资源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救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环境利益分配不公使然。
       
环境利益呈区分形态,优势地区与优势群体享受到的是环境福利,而劣势地区与群体“享受”到的则是环境赤字。这从根本上违反了罗尔斯正义原则中的第二个原则,“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穷人的状况也就是越差,这 违 反 了 相 互 有 利 和 民 主 平 等 的 原则。”[28]由于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些不平等就多少应给予某种补偿,而不是更加重其不幸。“环境利益是公共利益”大词之下掩盖了环境利益区分的实质,缺乏对个 利以及环境利益与风险分配的细致考量,环境法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面临严峻挑战。环境利益在社会利益结构分层上有其相应的序位,在强调对自然的伦理关怀与生态道德之前,环境利益更重视社会现实中的地区与社会阶级的环境差异。环境利益是具体的,是区分的,环境区分利益就是人与人之间因社经地位的差异进而导致环境利益分配的不公与环境地位的差异[29]。人类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那么,所有的规范性关怀首先重要的就是对人自身的关怀,社会的可持续推进与秩序就要求对利益的差异衡量,而不是用所谓的一个“大词”来掩盖其差异的真实性。因此,环境利益的实质是“环境区分利益”。
       
三、环境利益的法律结构
       
环境利益的法律结构是利益衡量的价值抉择过程,包括利益表达、确认、保护、限制和增进。因为分配正义不彰,所以需要通过矫正正义的法律手段来达到罗尔斯意义上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环境弱势者应在社会结构内得到利益配置倾斜,实现在利益冲突与社会结构背景下的环境利益正义分配效果,塑造环境时代的社会结构正义形态,提升社会主体间平等参与与沟通协调的价值共识,进而塑造人与环境资源关系的认知重构,健全、完善环境资源相关法律制度,并使其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
       
(一)环境利益表达
       
利益表达是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的基本政治行为,也是现代社会权力体系运行的基本方式。“当某个集团 或 个 人 提 出 一 项 政 治 要 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0]
       
利益表达通常有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社会建构的努力方向,也是成熟社会的主要标志。经过工业革命与民主宪政建设,在当代西方社会,利益表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化方式。利益集团是利益表达的主要组织载体,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代表的不同的利益群体,经过协商、博弈、妥协,形成均衡,维系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分层与利益分化是当前社会的主要表征,不同利益主体的发育程度不同,“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他们不但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造成影响,也影响社会公共舆论形成和话语能力形成,并且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且资本与权力结盟,利益取向的学者与资本联盟等,而弱势群体由于缺少政治代表,“处于无力状态”[31]。
       
“当一个社会经历了经济与技术变化,当它获得了与这些变化过程相关的态度时,就会出现导向更高程度利益表达的倾向和行动手段”[30]。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需要社会及政治改革来适应,需要制度化社会分层化的利益表达,一旦制度化利益表达不畅,就会衍生出大量的非制度化甚至是悲剧式的或非法的利益表达行为。
       
环境利益在社会结构内以环境区分利益的形态呈现,正常的环境区分利益表达也应当以制度化的方式展示。环境优势群体与环境劣势群体在社会结构内分立,形成了环境社会结构的断裂失衡。环境优势群体具有强大的利益表达组织载体,利用其优越的社经位,将其环境利益诉求表达于社会决策的各个层次,制度化的表达通道本来就是由这些优越群体建立的,当然,制度化的表达通道也是为他们服务的。然而,环境劣势群体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群体,由于能力和权利贫困,他们没有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也通常对他们形成阻隔,他们利益表达的声音微弱,我国非制度化的环境区分利益表达,典型的如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对抗程度总体上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32]。正是这些利益表达不畅造成了社会的断裂,强势集团继续掠夺自然资源谋取私人利益,而弱势群体则继续承受环境污染之害。
       
理想的社会建构应当是建立利益表达的对等话语平台,能够容纳各种不同声音的利益表达机制对于环境社会秩序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是将各环境利益群体,特别是环境弱势地区与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保障,并反映到法律过程之中,增强弱势环境群体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与法律政治过程中的话语权。制度化法律化的利益表达不仅对于维系人类文明的自然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来说是重要的,同时,它可以有序地释放社会结构中因环境资源引发的不稳定因素。
      
(二)环境利益确认
       
利益确认是利益进入官方通道利益衡量的逻辑起点,经过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相关机构选择和确认需要进入法律程序受保护的利益和需要被限制的利益请求,权利、权力、责任与义务此时成立。利益确认对利益的法律保护与限制、利益的法律救济与利益的法律途径增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有学者从经济利益关系的角度,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认为中国出现了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财富阶层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以社会底层扩大为代价的,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使各阶层‘增益’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利益相关阶层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已经从增益转变为零和关系。”[33]各阶层和群体不断成长并彼此互动纠葛,利益格局不断进行调整。环境利益就是在这种利益格局中形成区分并固化的。在这样一个冲突的结构内,只有经过利益的法律确认,才能让诉求的利益进入法律保障的范围,受到社会的规范。
       
利益的法律确认有利益识别、利益评价与选择和利益规范表述等阶段。
       
利益识别是利益确认的第一步骤,由环境资源而生利益应当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具有公有品的属性,而这种公有品在社会阶级的挟裹下,俨然成为某些集团或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各环境利益主体通过利益表达平台将其利益呈现于法律过程之中,在这个利益错综的平台上,法律应当作出判断,对正当的环境利益请求纳入环境法的利益范畴,对不属于利益的范畴的请求,则通过其它社会渠道予以解决,这个步骤也是利益清单的划定过程。认真对待环境区分利益,既不能在“全国一盘棋”下漠视环境区分利益,也不能在“环境公益”的空洞说教下掩盖环境区分利益。
       
利益识别之后,进入利益评价与选择,是对利益清单中的利益进行选择与评价的过程。
       
“当一种利益与另一种利益相互冲突又不能使两者同时得到满足的时候,应当如何安排它们的次序与确定它们的重要性?在对这种利益的先后次序进行安排时,人们必须作出一些价值判断即‘利益估价’。这是法律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理的关键问题。”[34]在社会结构不均衡意义上的利益评价应该是能使“最少受惠者”的境况得到优先改善,应当充分体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以环境正义理念践行对环境弱势群体的环境利益倾斜保护的倾向,拒绝在“全称命题”的掩盖下,进行“最小抵抗路径”的选择。利益评价与选择是保证环境立法公平正义,有效解决环境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经过利益选择与评论之后的法律过程即进入利益的规范表述阶段,也是利益确认的最后一个步骤,但绝不是不重要的步骤,“立法者选择什么样的文字,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希望哪些受众接受法律”[35]。因此,形成法律语言的利益确认要充分反映环境区分利益的价值选择,并进行规范化表述。
      
(三)环境利益保护与限制
       
通过利益确认形成法律文本的意思表达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通过法律的执行达到对所确认利益的法律保护目的。同时,“法律发现这些利益迫切要求获得保障……它还为下列目的而规定各种价值准则:为了确定哪些利益予以承认,为了确定保障各种被承认的利益的范围,以及为了判断在任何特定场合下怎样 权 衡 对 有 效 法 律 行 为 的 各 种 实 际 限制。”[22]利益限制究其本质来说,是与责任和救济相联系的。利益保护和利益限制是一枚铜板的正反两面,通过法律的利益限制正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请求。
      
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指向是环境社会秩序的建构努力,环境法的秩序价值主要是通过对环境区分利益的保护与限制进而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使各行为主体更多地趋向于正环境行为,减少负环境行为,在达到人类社会内部关涉环境事务的秩序理性之后,渐次达到人际同构,这是一个梯级推进的过程,是环境法制具体实现的过程。环境法应当彰显环境资源脆弱地区与环境区分利益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功能,通过权利的倾斜性配置来实现。由于诉权的缺失,公民不能因为环境资源致害提起诉讼,除非具有利害关系。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匮乏、优势群体调用社会资源操控司法等不正常的社会运作实际上剥夺了环境资源司法公正的可能性。因此,突破传统当事人理论,承认诉讼当事人可以不是直接利益关系人,而只是利益合同的代表主体即可。这样,就可以赋予公民环境诉权,在保护环境区分利益的同时,也能对政府的行为及环境区分利益损害者形成一定的遏制力,促使他们减少负环境行为。另外,建构我国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的制度环境,社会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其代表机构进行集团诉讼。
       
环境法的利益保护与限制就是要防止出现“强者立法、强者愈强、弱者更弱”[36]的环境社会格局。环境正义是环境法学的基础价值,对环境正义的追求要求环境利益的保护与限制具有倾向性。“人们的正义感不应受到太多的伤害,因为当人们觉得自已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们就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如果他们确信变化不会发生,那么有些人迟早会终止对维持社会秩序的合作态度,而且他们采取行动颠覆它。”[28]倾斜保护与限制环境利益,就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社会行动。
       
(四)环境利益增进
       
法律不仅是“定分止争”的制度工具,通过利益确认、保护、限制,从而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增进社会利益,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法律虽然不直接创造利益,但是通过法律过程,社会导向增益的结果。环境区分利益是环境利益不平衡发展的结果,环境法在两个维度上矫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一是指因环境资源这种公共品所生利益由全民所享,二是因环境资源而生负担由全民共担。目前的环境区分利益正是由于这种利益与负担不平衡分配所致,所以对这种不平衡的矫正是达致环境正义的途径,也是增进社会利益的方式。
       
“环境法最终的课题,是通过居民的参加,提供民主地选择环境价值的实现与其他的基本 的调和的法律结构,创造出能够把环境价值考虑进来的谋求国民最大福利的社会制度。”[37]在当前生态安全面临挑战与自然资源储量有限的状态下,特别是我国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的复杂情势下,环境法应当扮演的不仅是协调环境区分利益的任务,更重要的还承担矫 正 环 境 区 分 利 益 与 增 进 环 境 利 益 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日]松本昌悦.环境权[J].法律时报,1977:49.
[2]Heinrich Scholler. 之变迁[J].陈春生译.月旦法学杂志,2002,80(1):143-153.
[3]李建良.基本权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7,9(1):39-83.
[4]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漆多俊.论权力[J].法学研究,2001,(1):18-32.
[6][美]皮 文 睿.论 权 利 与 利 益 及 中 国 权 利 之 旨 趣[C]//张明杰夏勇.公法.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8.
[7]张长元.环境公平释义[J].中南工学院学报,1999(3):55-59.
[8]王慧.试论环境税与环境利益公平分享的实现[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1):32-37.
[9]汪劲.伦理观念的嬗变对现代法律及其实践的影响[J].现代法学,2002(2):124-130.
[10]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1]李启家.中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李启家教授在上海财经 大 学 法 学 院 “财 经 法 律 论 坛”的 演 讲[N].上海法治报,2009-03-11(B05).
[12]王 小 钢.义 务本 位论、权 利 本 位 论 和 环 境 公 共 利益———以乌托 邦 现实 主义 为 视角 [J].法 商 研 究,2010(2):58-65.
[13]金福海.论环境利益“双轨”保护制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4):69-73.
[14]巩固.公众环境利益:环境保护法的核心范畴与完善重点[C]//环境法治与建设和谐社会———2007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兰州,2007:30-40.
[15]刘长兴.环境利益的人格权法保护[J].法学,2003(9):106-108.
[16]廖华,孙林.论环境法法益:对环境法基础的再认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09(6):113-116.
[17]郭英华.环境权还是环境法益?[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6):14-19.
[18]廖华.环境法益学说初论[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4):56-69
[19]谷德近.环境法的复魅与祛魅———环境利益何以平衡[EB/OL].(2005-03-21)[2012-02-28].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28691.
[20]谷德近.区域环境利益平衡[J].法商研究,2005(4):126-130.
[21][捷]奥塔·锡克.经济·利益·政治[M].王福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2][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3][英]S·巴金汉,M·透纳.理解环境议题[M].蔡依舫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
[24]N Castree.Social nature:Theory,Practice and Poli-tics[M].Oxford:Blackwell,2001.
[25]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页及以下.
[26][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27][日]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M].朴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9]杜健勋,陈德敏.环境利益分配:环境法学的规范性关怀[J].时代法学,2010(5):44-52.
[30][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1]孙立平.和谐社会:用制度规范利益表达[J].学习月刊,2005(8):22-23.
[32]汝信,等.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35]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J].中国社会科学,2007(5):143-159.
[36]钭晓东.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37][日]原田尚彦.环境法[M].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