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正义的辩证法

admin 发表于 2011-03-18 22:59 | 阅读

 事实和正义是法律的基石和目标。过去的事实无法还原,所以法律中有大量的证据规则来尽可能保障事实的发现。正义的实现必须等到真相被揭示之后方有可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实践中,可行的选择只能是“以证据为根据” 。
       
证据不同于原始的事实材料,它是一种法律的建构,其取得、验证和认可均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司法系统不仅应当在真相的基础上实现正义,还应当以正义的方式发现真相。刑讯逼供、未经授权的搜查和“钓鱼执法”等,都是不正义的取得证据的方式。对于不正义的取证方式,常见的辩解是区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声称: “我们更重视实体正义”。但大量错案的出现却击碎了这个神话:不义的手段除了本身就值得谴责外,也无法帮助实现实体正义。
       
“亡者归来”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接连发生,并成为刑事错案被认定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上, “亡者归来”和“真凶认罪”几乎是目前认定的刑事错案中可以总结出来的两种发现途径。在美国, 自1989年首例通过DNA检验获得无罪认定的个案以来,迄今已有254名无辜者得以昭雪。难道我们可以因此庆幸地说:中国迄今只发现了数十起刑事错案,比美国强多了?一位理性的常人恐怕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余祥林案“被害人”于2005年3月28日回到湖北京山,赵作海案“被害人”于2010年4月30日回到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赵楼村,两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不过五年。就这种本应“百年难遇” 的蹊跷事件而言,其发生频率实在远高于合理概率。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刑事错案也是因“被害人” 的返回而真相大白。罗素·考文l812年离开家乡佛蒙特州去纽约州打工,与他素有过节的两个舅子被判定为谋杀罪成立,其中一个被判处绞刑。相关新闻报道引起了一位有正义感的同乡查德威克的注意,他恰好认识一个与“死者” 同名且来自同一地方的人。查德威克给有关当局写信报告此事,还采用了包括“美人计”在内的诸多计策诱使不愿回乡解救其舅子的考文回到故乡小镇。此后近两百年,美国再没有类似的“死人复活”类案件发生。自1989年迄今,由于若干无辜者援助组织的努力和DNA鉴定机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系统性运用,美国诸多刑事错案方被发现。中国目前并未有制度化的判决后错案发现机制,仅凭极偶然因素而被揭示的这些错案恐怕只是冰山之一角。
       
由凡人操作的刑事司法系统不可能不出错,让有罪者逃脱和令无辜者获罪是常见的两种出错形式,两者之间的取舍涉及价值选择。对于让无辜者受罚和让有罪者逃脱的比例,欧美学人大多倾向于令前者小于后者。例如,伏尔泰尝言: “与其令一位无辜者获罪,不如让两个有罪者逃脱。”威廉·布莱克斯通则说: “与其让一位无辜者获罪,不如让十个有罪者逃脱。”此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又给出了一比一百的比例。中国先秦典籍中所表述的观点与此十分类似,其中最著名的是《尚书·夏书》所言“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以及《礼记·王制》所言“众疑赦之”。对官员个人责任的强调在中国传统中显得尤为突出。春秋时期晋国最高司法长官李离因错判错杀一人而自缚请罪,不顾晋文公力劝而执意伏法,这说明中国传统士人并不比西人更不把人命当成一回事儿。
       
不过,事后的责任承担毕竟不同于事前的预防机制。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核心价值是高效打击犯罪,保护嫌疑人和被告 益以及体现程序公正的制度设计的确尚不完善。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于法律中涉及的精细平衡技术缺乏了解,一方面对刑事错案深感痛心,另一方面又对“明知有罪”的被告人因受刑讯逼供而获减刑深感义愤。2003年刘涌案从死刑改判死缓再改回死刑,其间的民意表达和官方回应,便明显透露出此种纠结。
       
当然,价值选择只是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因素有时更为关键。在佘祥林案中,公安人员要求“被害人”家属出钱才对女尸做DNA鉴定,导致到底谁死了都没搞清楚,这不能单纯地责怪办案人员“素质低” ,DNA鉴定的成本高昂和不便利也是原因之一。刑讯逼供的普遍存在也不是因为中国刑侦干警生性残忍,主要原因是其成本很低, “适合”只配备有低科技办案装备的刑侦部门。最近高发的看守所内离奇死亡事件,其首要原因便是讯问期间的虐待和折磨。中国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及相关部委的规章早已明文禁止刑讯逼供,其屡禁不绝的原因,一方面是上述成本一收益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上级部门不顾各种现实约束而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比如“命案必破” 。
       
“两高三部”最近联合发布的两个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要使这些新的规则真正发挥作用,尚需系统化的刑事司法改革来配合。仅从规则设计的角度来看,就还有诸多配套规则未曾到位。这里试举几例。
       
首先是辩护律师的作用。现行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El起有聘请律师的权利。但刑讯逼供很可能在第一次讯问时发生,由此产生的“口供”可能被当成“铁证” ,导致当事人翻供困难。律师在第一次讯问时的在场权对杜绝刑讯逼供具有关键意义。
       
其次,从证据标准的角度看,现行刑事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实践中采取的是“疑罪从轻” 。余祥林和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而得免一死,便是归功于这种实践。新规定要求在死刑案中执行“最严格” 的证据标准,但并未明确表示“疑点”应当向有利于被告的方向解释,也未确立“疑罪从无” 的原则,实际上还是避开了刑事案件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避免的价值选择(是否让有罪者脱罪)这个敏感问题。官方话语强调百分之百的准确率,实在是明知不可能而言之。
       
其三, 由于“沉默权” 的缺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仍然是刑侦部门的主导政策。“从严”不仅是指量刑上的从严,还包括侦查和起诉阶段的“严酷对待” 。对于不开口或说假话的嫌疑人,办案人员往往认为采取刑讯手段是完全正当的。
       
最后,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律师的阅卷权,但实践中律师对检察机关所掌握证据的接触范围仍然十分有限。尤其是,法律并未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向辩护律师披露能证明被告无罪的信息,也没有规定未向辩护律师披露的证据不能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开示规则上的这些缺失,导致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作者:郑戈
文章来源:《新世纪周刊》2010年6月21日